| 东亚火器转来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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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说明：中国火器和中国的火器传来
中国明代，火器发展迅速。据(明)王士翘撰《西关志》(1548年序刻本)居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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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火器和中国的火器传来
中国明代，火器发展迅速。据(明)王士翘撰《西关志》(1548年序刻本)居庸卷[i]记载：昌镇驻军武器主要有军器和神器两 大类：其军器有：盔、甲、长枪，圆木挨牌、长木牌、斩马刀、撒袋、弓、弦、箭、攒竹长枪、腰刀。神器有神枪、大将军铁炮、二将军铁炮、大将军铜炮、小将军铜炮、神铳、大铜佛郎机、神炮、飞炮、铜铳、铁铳、马上佛郎机、神箭、铁宣风炮、缨子炮、铁佛郎机、铁三起炮、碗口炮、小神炮、铁蒺藜、新置的器械有九龙盘枪、铁鞭枪、火箭盘枪，子母炮、火箭等。车有偏厢车、骡驾、望车、元戎车、鼓车。《四镇三关志》昌镇军旅器械、兵器条载：昌平营，盔甲2411副，兵器3516件，火器179334件。永安营，盔甲2976副，兵器8946件，火器313335件。巩华营盔甲1862副，兵器3702件，火器129456件。居庸营盔甲3443副，兵器6426件，火器564851件。火器的质和量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内容既包括国产的火器，也有引进的佛郎机诸炮。
《西关志》居庸卷之二载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方一桂题：“行据分守居庸关等处署都指挥佥事张冀呈查，议得本关城该用佛郎机铳十副，所辖紧要城堡口隘共十四处，……东路德胜口、锥石口、西水峪等口该用佛郎机铳共六副。”居庸关陵区山口使用佛郎机始于嘉靖年。1989年5月西山口出土铁炮一尊西山口出土铁炮铭文：“间。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穐言，造佛郎机炮，谓大将军发诸边镇。”佛郎机是正德末年由其国舶至广东。白沙巡检何儒得其制，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此外，昌镇自万历元年(1573年)始，还设有左右车营，并配有合用火器。以扼东西山口之隘。1989年5月，西山口曾出土铁炮一尊，长2.29米，口径8.5厘米，炮身铸铭文“崇祯庚辰岁吉旦，总监昌宣二镇军门申捐制。督造，工部厂掌司刘国禧”。此铁炮应是车营所遗火器之一。从文献记载和实物分析，沿边及山口等处多备有神器(火器)，以备防范。[ii]明朝火器（神器）的使用始于明成祖。《明史·兵志四》载明成祖平交趾，“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神器制作以铜、铁为之、大小不等，大者用车、小者用架、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神器，在明初时还很珍贵，不是随便所使用的。宣德五年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不仅珍贵，而且制造保密。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到明朝中后期使用比较广泛，特别是长城隘口，多用火器防守。目前在居庸关南北关城陈列古炮十门，均为明代长城沿线防御用的武器，有大将军炮、竹节铁炮等。这在《明史》中也都有详细记载[iii]
这就难怪祝大震先生所著《火箭神火飞鸦的复活》有如下文字：“明代是中国火药的鼎盛时代，是中国古代武器发展的重要阶段……现存明代火器较多的是铁铳铁炮，记载中神奇的火箭、地雷等则无实物。”幸运的是2001年7月，在托克托县境内发掘出土了20多枚明朝早期地雷。专家们鉴定，这是我国首次出土明朝地雷。这次出土的地雷为铁铸球体，大小规格分为两种，大的直径11厘米、重1．7公斤，小的直径为8．5厘米、重0．8公斤，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约0．6到0．7厘米，直径约3厘米，球面中间有一直径约0．4到0．5厘米的圆型小孔，用以装火药和引爆火药捻，当打开已经锈蚀的小孔时，竟然还有黑色或灰色的火药流出来，其中部分火药呈米粒状。托克托县，古代名字叫东胜州，建在黄河岸边的山梁上，雄踞高地，在军事上起着扼守黄河的重要作用。当时，东胜州为水旱码头，交通便利，贸易繁荣。公元1368年，元大都被明军攻破后，明军曾在这里与元军发生激战。托克托出土的地雷应该属明军攻城所用的武器。另据透露，在出土地雷的附近，还出土了十几公斤铁弹丸，这是当时明军使用大炮发射的弹丸。[iv]
由此看来在16世纪铁炮传到日本之前中国已经在战场大量使用了各种火器。在这些名目繁多的火器中，西洋火器是其中一种。细分传到中国的西洋火器，在明代宋应星所撰《天工开物》[v]中根据传来地，还分为西洋炮、佛郎机、红夷炮等等。根据现有记录，其中佛郎机炮是最早传到中国的。
“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1518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广州通志·夷情上》[vi]
这里所谓“佛郎机”乃是1517年由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派遣往中国的使节。广州的官员从最初的慌张中镇静下来，随后佛郎机人解释道，炮声是表示礼仪的象征。葡萄牙的大炮威力着实让中国官员吃了一惊，然而同时也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中国人不能同意用攻城掠地的武器来表示友好这种做法，于是让这些不知礼节的“蛮夷”在光孝寺学习礼仪三天再安排与总督陈西轩见面。葡萄牙人再三请求之下，官员让他们从陆路前往首都朝见皇帝，然而此时正德天子明武宗舟游玩时溺水染疾，一病不起，于是这些佛郎机人就被关在礼宾馆，一等就是数年，直到正德帝晏驾，新帝登基。然而等来的却并非佛郎机人所愿。”今上登极，以其不恭，将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广东，驱逐出境。”[vii]
以行事乖张闻名的正德帝身后的明政府此时面对新旧交替，国内局势动荡，对于这些不请自来，而且语言不通，从无来往的蛮夷当然不会有好感。佛郎机人要求开展贸易，明政府本来就为沿海倭寇海盗所苦，加上由于与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官方贸易基本上是朝贡体系中的单方面输出，其实无利可图。至于民间贸易，明政府并没有能控制反而努力在取缔，自然在考虑之外。佛郎机人的铁炮犀利也并不能增加明政府的兴趣，相反只能带来反面影响。此时北方蒙古族的威胁已经减弱，满洲部的崛起还在百年之后，这种武器于中国为无用，而任其在沿海传播更加不可能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无论执政的士大夫看法如何，新式火器还是不可避免地在中国传播开了。1521年广东海防部队捕获的葡船中，便有一名改洋名为彼得罗(Pedro)的中国人，他新近偕同妻子领洗入教。此人在葡船中已学会了铸炮造船技术，后来到北京铸炮[viii]。1520年皮来资(Thome Pries)率葡萄牙使团北上，使团的翻译火者亚三通晓番汉语言，能说会道，向明武宗大谈南洋各国的种种奇风异俗，深得武宗欢心，“喜而留之”[ix]，”时时学其语以为乐”[x]。不久武宗病亡，火者亚三被捕下狱。他供认自己本是中国人，随即被处死[xi]。
葡人到中国不久，铁炮便经福建走私商人传入。正德五年(1510)，福建汀漳盗匪攻击仙游县，当地义民魏升协助官府，”以佛郎机炮百余攻之”[xii]，将盗匪击溃，确保县城安全。其后正德十四年(1519)，王守仁平宸濠之乱时，他使用过佛郎机铳作战，结果”震惊百里贼胆破”，大获全胜。据王守仁说，这些威猛的武器是林见素提供的：”见素林公，闻宸濠之变，即夜使人范锡为佛郎机铳，并抄火药方，手书勉予竭忠讨贼”[xiii]。而林见素则与福建省的海外走私商人关系十分密切，可能是商人在南洋学会造炮技术，引进福建，然后林见素又向王守仁加以推荐。
1518年葡人到达广东后，又在同中国直接接触中传入西洋火炮。当时与葡人打过交道的顾应详、汪穐与何儒等官员，都先后获得这种新式大炮的制造技术。
葡人商船1518年初次到达广州。当时顾应详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正在着手征剿海寇雷振。葡人”献铳一个，并火药方”，经顾应详在教场中演习，证明它是”海船中之利器也”。他还对火炮的特征做了详细的描述：”其铳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入腹中放之。铳外又以木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其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xiv]。但顾应详又认为，这种火炮只能用于海战或守城，”持以征战则无用矣”。因此没有进一步推广。
在顾应详之后，汪穐与何儒也曾引进和推广佛郎机铳制作技术。1521年汪穐指挥屯门之战时，仿造了西洋火炮去攻打葡人，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殊域周咨录》记述了此事的经过：”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举兵驱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二十余管。”[xv]
屯门之战结束后，汪穐将佛郎机铳送到北京朝廷，并上了一道奏章，说明这种火器的威力，建议朝廷加以推广。汪认为：“佛郎机凶狠无状，惟持此铳与此船耳。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请颁其式于各边，制造御虏。”当时甘肃、延绥、宁夏、大同、宣府等边关重镇，都有墩台城堡。汪建议，每个墩台配备一门重量20公斤以下、射程为600步的鸟铳，每个城堡配备一门重量70公斤以上、射程为5-6里的火炮。”五里一墩，十步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寇将无所容足，可坐收不战之功”[xvi]。明朝采纳了汪的建议，将火炮”铸造千余，发与三边”[xvii]。后来南京守备徐鹏举等人上奏章，请求把广东佛郎机炮的工匠调来南京铸炮，也得到明朝批准，并把何儒也调到南京，升任上元县主簿。上元县即今南京江宁地区。
西洋火器的威力，在它传入之初便受到人们的赞叹。据叶权说：”余亲见佛郎机人投一小瓶海中，波涛跳跃间击之，无不应手而碎。持此为长技，故诸番舶惟佛郎机敢桀骜。昔刘项相距广武间，羽数令壮士挑战，汉王使楼烦辄射杀之。羽怒，自出。楼烦不敢动。使有此物(指手枪)数支，何惧项羽哉！三国时斗将令有此，虽十吕布可毙也。”[xviii]
佛郎机也就是后来《铁炮记》中把铁炮带到日本的葡萄牙人，以上史料谈到的佛郎机炮是葡萄牙人船上的一种大型火器。虽然葡萄牙人首先来到中国，并带来了佛郎机炮，却没有把铁炮也就是火绳枪也带到中国。中国如同日本一样是从倭寇那里了解到这种新式火器的。中国方面的记载是1556年“總督胡侍郎宗憲搗沈家庄賊巢、平之、徐海就戮。提督阮都御史鶚勦徐海余黨、悉平之。土官汪相.向鑾死之。總兵盧鏜擒賊酋辛五郎等。五郎善造鳥銃令之鳥銃自伊傳始。”[xix]另外1596年明朝派往朝鲜的使节对朝鲜方面的询问则是如此回答的，“天朝初无之、嘉靖四十三年（1564）倭賊侵福建後、始得此物。”[xx]
尽管如此，在朝鲜战场上，明军还是没有装备火绳枪。弗洛伊斯描述明军以骑兵和弓矢为主，也有数量庞大的铁炮队，但是这种铁炮不知道是怎样的东西，在无数发炮之后竟没有造成日本军一人死伤[xxi]。这个答案就是那时明军实际使用的火枪并不是日军使用的铁制火绳枪。洞富雄引用诸葛元声所撰《两朝平攘录》（日本下）认为到此时为止明军使用的还是一种用铜制的传统火枪。不过本文认为明军此时应该拥有铁质的火绳枪，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就多次提到新式鸟铳的制造和使用，只是这种鸟铳限于南方使用，没有普及。那么为什么铁制火绳枪没有在中国得到普及呢？
首先弗洛伊斯看到的明军应该是北方系统的骑兵为主集团，明北方兵主要和蒙古满洲等骑兵作战，使用鸟铳多有不便。“北方马上三眼铳，以御虏骑颇畏之，然放毕，举以搏击头，重起坚利害相半，兼之甚难讨准，往往虚发”[xxii]这里说明北方兵使用的是一种叫做三眼铳的火器，准头甚差。至于为何不使用火绳枪，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的《兵录》中谈到：“三眼铳与鸟嘴铳，鸟嘴在南多用而北少用，三眼在北多用在南少。此为何哉？北方地寒风冷，鸟嘴必用手击，常力不易，一旦火门开而风甚猛，信药已先吹去，用辗信易坏火门，一放而虏骑如风至，执之拒敌甚为不便……三眼铳一杆三铳，每铳著铅子二三个，伺敌三十步内对准而放，一炮三放其声不绝，无有不中。虏马至则执此铳以代闷棍，虏铁盔铁甲，虽利刃不能入，唯以此铳击之，故于北方鸟铳、三眼铳有此之别。”[xxiii]到1592年八月，明军第二次援军来到时情况就不同了。“臣路上见南兵来到，皆是步军，所持器械，皆敏捷，多带倭铳筒，火炮诸具。其人皆轻锐，所著巾履，与辽东北京之人不同。”[xxiv]所谓倭铳筒就是日本铁炮了。
本文认为这里存在几种可能。第一，就是比起北方，南方其实已经使用叫做鸟铳的火绳枪，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就谈到自己军队使用各地的鸟铳，由于口径不同导致弹丸炸裂铳筒的事件。第二，由于明政府的消极态度，鸟铳的生产和使用遭到抑制。在《天工开物》中记载当时硫磺和硝石都是属于禁止买卖的物品，多产于西北地区的硝石不准运往东南沿海，同样南方的硫磺也不准运往北方。[xxv]另外，明政府把火器秘密化和神明化，一方面严禁传授制炮术，另一方面授予大炮各种官职，如大将军、二将军等等，并且派官员祭祀。[xxvi]这些做法都严重阻碍了火器技术的传播和发展。还有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当时并没有严重的外患，不存在使用铁炮的必要条件，这个情况一直到朝鲜战争的爆发才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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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朝鲜火器和中国火器
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从一开始，日军就占据了战场的优势地位，这和日军的铁炮威力有莫大的关系。弗洛伊斯记载道尽管朝鲜东莱城在听说釜山失陷后，充分准备了应付日军铁炮的措施，制作木盾和撒播铁蒺藜，但是都无法阻挡日军的铁炮。[xxvii]在柳成龙的回忆录里更是详细描述了日本铁炮的威力。他写道，朝鲜军的弓矢发射后数十步就坠地，而日军铁炮却能杀伤己方士兵；[xxviii]在被包围的弱势情况下，日军的铁炮能够贯穿密集的朝鲜军，一枪击伤3、4人，造成朝鲜军的崩溃；[xxix]在第一次平壤攻防战中，日军铁炮竟能越过城楼最高处射进城内，打中城楼柱子的射入达数寸。[xxx]因此柳成龙批评了战前一些将领对日本铁炮的轻视态度。
不过实际上朝鲜在这场战争中也使用了大量的火器。弗洛伊斯记载了日军攻打釜山时，釜山浦城内有一千以上的铜制小型炮，其中部分发射的是铁制弹丸，部分发射的是矢，朝鲜兵士穿着厚实的皮制铠甲和钢铁制的头盔显然是为了防护枪击，另外朝鲜人还使用很多没有枪托的铳，与弓矢一起给日军造成很大损失。后来日军攻陷东莱城后，在16个大型仓库里发现大量米、麦、饲料之外还发现6门大炮，大量火矢、火皿。[xxxi]在海战方面，朝鲜军更加积极地使用了火器。弗洛伊斯描述了朝鲜船配备的铁制的射石炮状火器，用鱼尾状铁片附着在大腿大小的木矢作为弹丸发射，具有割碎一切被接触东西的威力。[xxxii]这里出现的都是不同于日本铁炮的朝鲜自己发展出来的火器系统。
第一次平壤攻防战中，为了应付日军的铁炮射击，朝鲜军作了一次成功的出击，情况是这样的。“我军自船上发玄字铳，火箭如椽越川。倭兵士仰见之，大声呼喊四散。火箭坠地，我等事先集而观之。”[xxxiii]
另外值得重点指出的是在海战中朝鲜军大量使用了各种火器。从当时朝鲜水军的统帅李舜臣的《乱中日记》中试举几例[xxxiv]：
壬辰（1592）四月十二日辛丑、晴。食後騎船、放亀船地玄字砲、巡使南公審去。
壬辰 五月二十九日、晴。右水使不來、獨率諸將、曉直到露梁、則慶尚右水使、來會約處、与之相議、問賊倭所泊處、則賊徒今在泗川船倉云、故直指同處、則倭人已為下陸、結陣峰上、泊列其船于峰下、拒戰急固、余督令諸將、一時馳突、射矢如雨、放各樣銃筒、亂如風雷、賊徒畏退、逢箭者不知幾百數、多斬倭頭、軍官羅大用中丸、余亦左肩上中丸、貫于背、而不至重傷、射格之中丸者亦多、焚滅十三隻、退駐。
壬辰 六月初二日、晴。晴、朝發、直到唐津前船倉、則賊倭二十余列泊、回擁相載、大船一隻、大如我国板屋船、船上粧樓、高可二丈、閣上倭將、巍坐不動、以片箭及大中勝字銃筒、如雨亂射、倭將中箭墜落、諸倭一時驚散、諸將卒一時攢射、逢箭顛仆者、不知其數、盡殲无余、俄而倭大船二十余隻、自釜山列海入來、望見我師、退奔入介島。
癸巳（1593）三月六日辛酉、晴。晴、曉發行、到熊川、則賊徒奔遑陸地、作陣山要、官軍等、鐵丸片箭、如雨亂射、死者甚多、泗川女人一名被虜奪還、宿漆梁川。
癸巳 七月十二日甲子、晴。加里浦軍糧鎮撫來傳、蛇梁前洋宿時、倭人變著我衣、乘我國小船、突入放炮、欲掠去云。
甲午（1594） 十一月二十五日已亥、曇。興陽銃筒色等到此、会計而帰。
丁酉（1597） 九月七日已酉、風。還到碧波廳、招集諸將、約束曰、今夜必有夜驚、各諸將預知而備之･･･夜二更、賊果至、夜驚多放炮丸、余所騎船直前放地字、河岳振動、賊徒知不能犯、四度進退、放炮而已、三更末、永為退奔。
丁酉 九月十六日甲午、晴。賊船百三十余隻、回擁我諸船、諸將等自度眾寡之勢、便生回避之計、余促櫓突進、亂放地.玄各樣銃筒、發如風雷、軍官等麻立船上、如雨亂射、賊突不能擋、乍進乍退、然圍之數重、勢將不測、一船之人、相顧失色、余柔而論解曰、賊船雖多、難可直犯、少不射賊、更盡心力射賊云云、･･･降倭俊沙者、乃安骨賊陣投降來者也、在于我船上俯視曰、著畫文紅錦衣者、乃安骨陣賊將马多時（来島通総）也、吾使无上金乭孫要鉤釣上船頭、則俊沙踴躍曰、是马多時云、故即令寸斬、賊氣大挫、諸船知不可犯、一時鼓噪、齊進各放地玄字、声震河岳、射矢如雨、賊船三十一隻撞破、賊船避退、更不近。
这里的龟船就是让日本水军闻风丧胆的龟甲船。“舜臣创造龟〔甲〕船。船上张板，形穹窿状似龟，战士、漕手皆在船内，左右前后多载火炮、纵横如梭，遭遇贼船则齐放大炮击碎之。”[xxxv]这种船能够抵抗日军的铁炮，避免自己的伤亡，在接近战中则发放船上火炮，给日本水军造成巨大损失。“朝鲜人拼命寻找日本船舶、（遭遇则）大声喊叫、喜而率船袭击日本舰队。由于朝鲜船舶既庞大又坚固，压倒了日本人。首先朝鲜人用火器攻击，但是日本人散开阵形。日本人为了避免朝鲜方要命的接近战就远避海上以为得策。可是朝鲜人为了让日本人用櫓的船无法避难，用带坚固的钩子的铁索从上投下，使日本船无法逃跑。”[xxxvi]之所以在海上朝鲜军队能够取得与陆战相反的胜利战果的原因是：朝鲜本来的造船技术优于日本，创造了新式的战船来对抗日本军；更重要的是朝鲜水军在李舜臣率领下改进了战术。本来射程较远的日本火绳枪在龟船前面无法发挥威力，而朝鲜人的近距火炮却因为火力大能够烧毁船只，此消彼长，日本军在海上就连吃败仗。
在以上史料中多次出现的玄字铳就是朝鲜的传统火器之一。其他的根据《李朝实录》、《惩毖录》、《乱中日记》记载，还有“四箭铳筒”、“八箭铳筒”、“天字铳”、“地字铳”、“玄字铳”、“黄字铳”、“胜字铳”等等。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铳筒都是发射木矢或火箭来杀伤敌人。另一方面，朝鲜军民也在实战中不断创造新的火器。除了改良传统的铳筒以外，还发明了一种叫做震天雷的火器。柳成龙记载道：“夜遣人潜伏城下，发射飞击震天雷入城中处，坠客舍庭中。贼不知其制，争先集而观之，齐推倒辗转注视。突然其中爆药发，其音震天地，铁片如星碎散，当之者立死三十余人。未当者，颠倒而起，无不恐惧，不识其物以为神。次日举全军弃城逃归西生浦。飞震天雷攻击者，古无其制，军器寺火炮匠李长孙者创出其物。震天雷以大碗口发射，可飞五、六百步，坠地稍息，火药自内爆发。贼最畏此物。”[xxxvii]
宇田川武久根据实物调查考证认为朝鲜的各种铳筒是原始的中国系火器的一种。实际上震天雷也是一种在中国的火雷炮、地雷炮、冲天雷等的基础上经过改进，特别是安装了迟延发炮装置，可以调节爆炸的时间以后产生的火器。这些火器和明朝的中国火器有明显的区别。首先就是发射的弹丸不同，明朝火器基本都是以铁制弹丸为主。《明宗实录》即位十一月条记载道：“唐人亦能解铳筒者，通事亦传大纲，然非箭矢也，乃铁丸也。”[xxxviii]另外在效力上，明军的大炮威力还是十分可观的。在明军收复平壤战中，明军使用了大量大炮。“皆飞达五、六里”，“炮声震地，数十里山岳皆为动摇。”[xxxix]相比起来朝鲜火器则是“火炮年久，药力无效，视彼唐人之炮，真儿戏。”[xl]以至于在战争期间，朝鲜方“我国大铳以木箭放之”“唐人见而笑”[xli]。因此朝鲜继续向中国学习火炮的制造和用法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xlii]
在现存的实物中还发现了由朝鲜铸造的虎蹲炮、三眼铳、佛郎机炮等中国传来的火器，其中佛郎机炮铸造年代根据铭文最早的是在1563年，最晚的在1746年。这说明朝鲜在18世纪前仍然受到了中国系火器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影响也非常大，因为在1521年左右中国才开始制造的佛郎机炮只过了40年不到就在朝鲜出现了。
佛郎机炮在上一节中已经讨论过是在1521年前后从葡萄牙传来的。实际上当时这是一种舰载炮，换言之是以水战为目的的火器。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讲到战船的配置：“福船应备大佛狼机 六座”“海沧船应备 大佛狼机 四座”“苍山船应备 大佛狼机 二座”[xliii]等等。可见当时就是以佛朗机炮作为水战武器来使用的。1546年，朝鲜官员曾上书国王“铁丸火炮唐人所作用之，水战甚便，破敌尤妙，请令军器寺详究制度，造作藏诸边各官，以备不虞如何。”[xliv]这种水战火炮应该就是佛郎机炮。戚继光论述此炮优点道：
“此及天下通有利器，今所以重图者旧制之，未尽精微也，其妙处要，丹铳管长，长则直而利远，子铳在腹中要，两口对合则火气不泄，子铳后方用半笋转入者，每放时多击出，子铳数大伤人，比用铁闩者佳，其妙处在今添出前后两照星，后柄稍从低，庶不碍托面以目照，对其准在放铳之人……凡铸铳之法，子铳口大则子难出，要破母铳，母铳口大而铳口小则出子无力，且歪务要子母二铳之口，图经分毫不差乃为精器也，切记切记。”[xlv]
简单说就是佛郎机炮的子母铳分离，一个母铳可以配备多个子铳，子铳起到药室的作用，在作战时可以不用多次充填火药，只需更换子铳就能连续发射。子铳和母铳都有准星用来调节瞄准。在平壤收复战中明军也使用了这种大炮。
“以佛狼器、虎蹲炮、灭虏炮等器为之，距城五里许，诸炮一时齐发，则声如天地动，俄而火光触天，诸倭持红白旗出来者，尽僵仆而，天兵骈哄入城矣。”[xlvi]
在明军成功使用的示范下，朝鲜开始更加努力引进这些火器。1594年十月，朝鲜备边司上书启奏：“今者亦当乘此冬月汲汲修整船只器械厚积水军之势，龟船不足则昼夜加造多载大炮、佛狼机、火箭器具，以为遮截海道之计。此乃最为救急之良策也。”[xlvii]可见朝鲜方是积极采用中国传来的佛郎机炮的。由此推论李舜臣在海战中取得赫赫战果也不能说没有明军和明军大炮的协助。1593年就有资料证明李舜臣军中有明朝的炮手存在。“癸巳 五月二十六日已卯，雨。朝唐人乃浙江炮手王敬得、粗解文字、對語有時、不能解聽、可嘆。”[xlviii]第二次战争期间明朝水军在陈璘的率领下和李舜臣水军一起抗战的事迹当然就更加能够说明中朝两国友好交流的传统历史。
- 我为贴图权而来－－－－转东亚火器转来史3(3199字) 纯粹就是个BT马甲 (367573)于2004/05/09(14:16:32)..
朝鲜方日本铁炮的引进
不过来到朝鲜战场的明军火器种类繁多，有些不适用于朝鲜，更多的是无从学起。1592年柳成龙等报告中提到：明军火器“其中多有我国未有之制”“诸戎器奇形异制，皆非我国人所能用”[xlix]即使是明军也没有能够把所有带来火器投入战场。“中国出来火炮，非独还为输去贻弊一路，其中多有我国未有之制，臣偶遇倭馆后见，路边空家积置唐军器，其数极多，而无人守值，方欲自军器寺启，请移置一处以为后用，今闻有查还之咨，极为缺然，此亦急移咨，于经略请留置，以备国用为当，上从之。”[l]
尽管朝鲜方有心研究学习中国火器，但是在战争期间百物残破的情况下，中国火器的学习也只能限于少数可以立竿见影的项目上。上一节讨论的佛郎机是其中代表，在水战中应该发挥了可观的威力。不过在另一方面，日本军铁炮的威力也深深吸引了朝鲜人的注意。
在战前，1589年，日本对马岛主宗义智向朝鲜献上铁炮2挺。“义智献上孔雀二羽与鸟铳二挺及刀、枪、剑。国王放孔雀南阳海岛，下付鸟铳于军器寺，我国始持鸟铳。”[li]但是并没有引起军方足够认识。[lii]在战争爆发前夕，甚至有人提出让士兵身穿厚铁甲来抵抗铁炮。柳成龙驳斥道：“遇贼斗云合乌散，贵于捷，然既被满身厚甲，其重不可胜身，具不能运杀贼。”[liii]战争开始后，军事接连失败的朝鲜政府开始倾向于学习铁炮技术来抵抗日军。首先是想从中国学习。“倭贼言，天朝鸟铳、长枪为可畏云，贵国亦可学也。前日开城倭贼虏贵国人民，造作铳筒云，贵国亦知其妙，而学之必能矣，俺等出去，则贵国无所赖，速令训习为佳。”[liv]1593年七月，明朝兵部员外郎刘黄裳也进言道：“天朝鸟铳、长枪倭贼之所畏，你国也可学也。”备边司认为“我国莫当于贼锋者，皆是物也，此不可不速习而致诸用也，先设炮手二百名，勿论贤良公私贱，亦以朝官性勤者抄押试放。”[lv]是年六月柳成龙上书〈再乞练兵且仿浙江器械多造火炮诸具以备后用状〉中记载“往时校书正字李自海，在开城府时，监造鸟铳，其精巧与倭铳无异”[lvi]。这里明确提到了明军使用的鸟铳威力使日本军士恐惧，而且柳成龙要求学习的也正是浙江器械，一方面补充说明了明军是装备着有力的鸟铳的，另一方面说明朝鲜王朝一开始是希望通过向明军学习和利用为倭寇制造过铁炮的朝鲜人来导入新式鸟铳。
不过实际上，朝鲜王朝还是更多地利用了降倭优待政策来引进日本式铁炮。1592年十月，朝鲜国王提到处置降倭的意见：“答曰：生擒倭献俘之事卒，倭杀之无益，俘而无益。予意，则铳筒制造放炮等事及贼情，详加诱问，或解剑则问而传习何如？”[lvii]1593年五月到六月，投降的日本军人已经成功为朝鲜制造出了火药和鸟铳。“上教正院曰：前有生擒倭二名，一名煮取焰硝，一名造作鸟铳，煮焰硝者送于宁边，保授官人，自秋为始，焰硝多数煮取。造鸟铳者送于产铁某邑，亦令保授官人，鸟铳多数造作事，言于军器寺，议于提调，以启。”[lviii]
另一方面，在军中的将领也积极采用降倭来制造火药和练习铁炮射击。“甲午（1594） 六月二十三日庚午、晴、晚驟雨。虞候以軍糧督促事出去、見乃梁生擒倭奴、推問賊及其形止、且問所能、則焰硝煮取及放銃并善云。”“甲午 十一月二十七日辛丑、晴。食後、出坐大廳、則左右道分送降倭舉數來聚、故使之習放。”[lix]在这个基础上，朝鲜人开始自行制造日本式铁炮。李舜臣是主要的代表。他在1593年的八月制造成功铁制的铳筒献给朝廷。“云云谨启，为上送事。臣累经大战，倭人鸟铳所得优多，常伴目前，验其妙理，则以体长之故，其穴深邃之故，炮气猛烈，触之者必碎。而我国胜字、双穴等铳筒段，体短穴浅，其猛不如倭筒，其声不雄同鸟铳，每欲制造。军官训练主簿郑思竣亦思得妙法，冶匠乐安、水军李必从、顺天私奴安成、避乱营居金海寺奴同之、巨济寺奴彦福等率，正铁以打造，体制甚工，炮丸之烈，一如鸟铳，其线穴插火之具，虽似少异，数日内毕造，功役亦不甚难。舟师各浦，为先一样造作。……当今御敌之备，莫过于此，同正铁鸟铳五柄，监封上送。朝廷以各道各官，并令制造。监造军官郑思竣及同冶匠李必从等，各别论赏，使之感动兴起，争相效制。谨具启闻。万历二十一年八月日 节度使冶李”[lx]此事又见于李舜臣日记： “癸巳 九月初四日已卯、晴。陣弊啓聞、及銃筒上送事、諸萬春招辭捧上事、并三道封上、李景福持去、裁簡于柳相及尹參謀自新、尹知事又新…”[lxi]在此之前，李舜臣还曾经把自己新造的正铁铳筒送到备边司。“癸巳（1593） 五月十二日已丑、晴。新造正鉄銃筒、送于備邊司。”[lxii]八月，李舜臣又记载了明人观看新造鸟铳的评价。“正铁铳筒，最关于战用，而我国人，未详其造作妙法，今者百而思得，造出鸟筒，则最妙于倭筒，唐人到阵，试于无不称善，则已得其妙，道内一样优造事，巡查时、兵使处,见样输送。”[lxiii]
这时朝鲜已经能够制造类似于日本铁炮的鸟铳，但是并非完全一样，李舜臣也说到在火绳药室出不同于日本铁炮。1593年十二月备边司上书云：“制敌之要，莫急于器械，而我国器械本不精利，经变之后，举皆板荡，弓箭焰硝造备事，则前者已为委知各道，而至火铳诸器，则时无打造之，令各样火器之中最要，于战用者鸟铳为上，三穴筒次之。但鸟铳则制造极巧，如不得晓解精工，则难以装造，三穴铳筒造作不至甚难，冶匠熟手人人犹可为之，黄海一道多产铁物，令兵使打造，正月望前毕开数启闻，后或留本道或为取来宜当非。但黄海道如平安道、全罗道产铁之邑，亦令本道监司定打造铁丸，亦令造作，此亦移文黄海道兵使及平安、全罗监司何如？答曰：依启。我国所造鸟铳，皆滥造无用，今勿如是，以倭鸟铳之精妙者，为准的一依其样制造可矣。”[lxiv]可见日本铁炮比起中国的三眼铳，在制造难度上更大，到这一时期朝鲜还不能制造优质的日式火绳枪。
一直到1598年日本撤军为止，没有发现朝鲜军在战场上使用新式鸟铳的记录，但是朝鲜方并没有停止优待降倭的政策，也没有放弃制造铁炮的努力。从目前的实物来看到17世纪中朝鲜已经能够熟练掌握制造火绳枪技术。总的说来，这是由于对日战争结束后，朝鲜马上就被拖到和北方女真族的战争中。朝鲜不得不把降倭和缴获的铁炮投入到北方的防御中去。在朝鲜和建州卫的外交交涉中有这样一节，朝鲜使节申忠一和努尔哈赤手下马臣的对话：“马臣曰：尔国沿海地面，留置降倭云，然耶?臣曰：然。马臣曰：其数几何？臣答曰：倭奴幕义行降，我国皆给予衣食，俾得安插，渠辈感恩怀惠，留住边上，为国御侮。我国嘉其诚矣，分值沿江诸郡矣。马臣曰：倭子等，状貌壮大云，然耶？臣曰：形体甚小，能潜行草间，放丸必中。马臣曰：虽且小能中否？臣曰：倭铳能中飞鸟，故曰鸟铳。马臣出铁盔而示曰：能透得这盔否？臣曰：鸟铳放丸，能穿两重真木防牌，笼以薄铁者透过，此盔何足通哉？马臣曰：岂至于此乎？诸胡之立于左右者，皆相顾愕然。”[lxv]可见朝鲜已经试图利用日本降倭和铁炮来抵御建州女真。1602年咸镜道度巡察使韩纯孝著《神器秘诀》一书，详细记载了李朝使用的火器制造法和使用法。此书的写作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在军中普及火器知识，为抵御满洲的侵略而准备。书中及其详尽地描写了日本鸟铳的附属品、使用法和制造法。[lxvi]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引用，不过这说明了朝鲜的降倭怀柔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592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是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中国和朝鲜的并肩抗战使这场战争以胜利告终。这一战给中日朝三国都带来巨大的伤亡和深远的影响。在日本导致了丰臣政权的灭亡和德川幕府的建立；在朝鲜耗尽了朝鲜的经济资源以至于国势衰退；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明朝的财政危机，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这也为北方的满州女真悄然崛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东亚的火器使用、传播的机会变得十分频繁。从西方传来的火器和传统的火器共同出现在一个战场上，敌我双方都在实战中了解到了新的武器和战术，于是在战后东亚的火器史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 我为贴图权而来－－－－转东亚火器转来史之补充附注(3362字) 纯粹就是个BT马甲 (367575)于2004/05/09(14:18:30)..
i] 王士翘：《西关志》，1548年序刻本，居庸卷之七第172页。
[ii] 王秀玲：“明陵边墙山口及其军备”，原载于《北京文博》2000年第一期。
[iii] 《明史》志第六十八 兵四 清理軍伍 訓練 賞功 火器 車船 马政
古所谓砲，皆以机发石。元初得西域砲，攻金蔡州城，始用火。然造法不传，后亦
罕用。
至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机枪砲法，特置神机营肄习。制用生、熟赤铜相间，其用铁
者，建铁柔为最，西铁次之。大小不等，大者发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大
利于守，小利于战。随宜而用，为行军要器。永乐十年，诏自开平至怀来、宣府、万全、
兴和诸山顶，皆置五砲架。二十年，从张辅请，增置于山西大同、天城、阳和、朔州等
卫以御敌。然利器不可示人，朝廷亦慎惜之。
宣德五年，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
轻给。”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
敕止之。正统末，边备日亟，御史杨善请铸两头铜铳。景泰元年，巡关侍郎江潮言：
“真定藏都督平安火伞，上用铁枪头，环以响铃，置火药筒三，发之可溃敌马。应州民
师翱制铳，有机，顷刻三发，及三百步外。”俱试验之。天顺八年，延绥参将房能言麓
川破贼，用九龙筒，一线然则九箭齐发，请颁式各边。
至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鋐言，造佛郎机砲，谓之大将军，发诸边镇。佛郎机
者，国名也。正德末，其国舶至广东。白沙巡检何儒得其制，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
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
余丈，最利水战。驾以蜈蚣船，所击辄糜碎。二十五年，总督军务翁万达奏所造火器。
兵部试之，言：“三出连珠、百出先锋、铁捧雷飞，俱便用。母子火兽、布地雷砲，止
可夜劫营。”御史张鐸亦进十眼铜砲，大弹发及七百步，小弹百步；四眼铁枪，弹四百
步。诏工部造。
万历中，通判华光大奏其父所制神异火器，命下兵部。其后，大西洋船至，复得巨
砲，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天启中，锡以大将军
号，遣官祀之。
崇祯时，大学士徐光启请令西洋人制造，发各镇。然将帅多不得人，城守不固，有
委而去之者。及流寇犯阙，三大营兵不战而溃，枪砲皆为贼有，反用以攻城。城上亦发
砲击贼。时中官已多异志，皆空器贮药，取声震而已。
明置兵仗、军器二局，分造火器。号将军者自大至五。又有夺门将军大小二样、神
机砲、襄阳砲、盏口砲、碗口砲、旋风砲、流星砲、虎尾砲、石榴砲、龙虎砲、毒火飞
砲、连珠佛郎机砲、信砲、神砲、砲里砲、十眼铜砲、三出连珠砲、百出先锋砲、铁捧
雷飞砲、火兽布地雷砲、碗口铜铁铳、手把铜铁铳、神铳、斩马铳、一窝锋神机箭铳、
大中小佛郎机铜铳、佛郎机铁铳、木厢铜铳、筋缴桦皮铁铳、无敌手铳、鸟嘴铳、七眼
铜铳、千里铳、四眼铁枪、各号双头铁枪、夹把铁手枪、快枪以及火车、火伞、九龙筒
之属，凡数十种。正德、嘉靖间造最多。又各边自造，自正统十四年四川始。其他刀牌、
弓箭、枪弩、狼筅、蒺藜、甲胄、战袄，在内有兵仗、军器、针工、鞍辔诸局，属内库，
掌于中官，在外有盔甲厂，属兵部，掌以郎官。京省诸司卫所，又俱有杂造局。军资器
械名目繁夥，不具载，惟火器前代所少，故特详焉。
[iv] 详见杜弋鹏“内蒙古托克托县挖出明朝地雷”，原载于2001年7月04日《光明日报》。
[v] 《天工开物》卷八，鋳造，砲，《東洋文庫》，平凡社、1969年。
[vi] 转引自周宁《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115、116页。
[vii] 前揭书，《筹海图编》，此段出于胡宗宪语。
[viii] 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4页。
[ix]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9〈佛郎机条〉。
[x] 何乔远：《名山藏》，〈王享记·东南夷三·满剌加篇〉。
[xi] 《明史》卷325〈佛郎机传〉。
[xii] 陈寿祺：《福建通志》，清同治7年正谊书院刊本，第267卷，第10页。
[xiii]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书佛郎机遗事》，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景印本，第24卷，第12-13页。
[xiv] 前揭书，《筹海图编》第13卷，第31页。
[xv] 前揭书，《殊域周咨录》卷9〈佛郎机条〉。
[xvi] 《明史》卷325〈佛郎机传〉。
[xvii] 前揭书，《筹海图编》第13卷，第31页。
[xviii] 叶权：《贤博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24页。
[xix] 候继高：《全浙兵制考》嘉靖三十五年（1556）八月条。
[xx] 前揭书，《李朝实录》，宣祖二十九年（1596）六月丙午条，462至640页。
[xxi] 前揭书，《フロイス日本史》豊臣秀吉編Ⅱ，第四十一章。
[xxii] 有马成甫：《火砲の起源とその源流》，吉川弘文馆，1962，201至205页。
[xxiii] 同上注。
[xxiv] 前揭书，《李朝实录》，宣祖二十五年（1592），八月庚子条，12至362页。
[xxv] 前揭书，《天工开物》卷十五，兵器，消石，硫黄。
[xxvi] 参见注51。
[xxvii] 前揭书，《フロイス日本史》豊臣秀吉編Ⅱ，第三十七章。
[xxviii] 前揭书，《惩毖录》，壬辰四月条。
[xxix] 前揭书，《惩毖录》，壬辰七月条。
[xxx] 前揭书，《惩毖录》，壬辰六月条。
[xxxi] 前揭书，《フロイス日本史》豊臣秀吉編Ⅱ，第三十七章。
[xxxii] 前揭书，《フロイス日本史》豊臣秀吉編Ⅱ，第三十六章。
[xxxiii] 前揭书，《惩毖录》，壬辰六月条。
[xxxiv] 李舜臣：《乱中日記―壬辰倭乱の記録》，东洋文库，平凡社，2000年，116至321页。
[xxxv] 前揭书，《惩毖录》，壬辰五月七日条。
[xxxvi] 前揭书，《フロイス日本史》豊臣秀吉編Ⅱ，第三十九章。
[xxxvii] 前揭书，《惩毖录》，壬辰九月七日条。
[xxxviii] 前揭书，《李朝实录》《明宗实录》，19至362页。
[xxxix] 前揭书，《惩毖录》，壬辰十二月条。
[xl] 前揭书，《李朝实录》《中宗实录》，19至132页。
[xli] 前揭书，《李朝实录》《宣祖实录》，22至254页。
[xlii] 详见宇田川武久《壬辰、丁酉の倭乱と李朝の兵器》，原载于《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報告》第十七集，1988年。
[xliii] 戚继光：《笔记五篇纪效新书》舟师项，中华民国六五年八月刊。
[xliv] 前揭书，《李朝实录》《明宗实录》，19至411页。
[xlv] 前揭书，《笔记五篇纪效新书》，布城诸器图说篇。
[xlvi] 前揭书，《宣祖实录》，22至240页。
[xlvii] 前揭书，《宣祖实录》，586至587页。
[xlviii] 前揭书，《乱中日记》，116至321页。
[xlix] 前揭书，《宣祖实录》，22至109页。
[l] 前揭书，《宣祖实录》，22至109页。
[li] 前揭书，《惩毖录》，乙丑三月条。
[lii] 前揭书，《惩毖录》，壬辰四月一日条。
[liii] 前揭书，《惩毖录》，壬辰五月条。
[liv] 前揭书，《宣祖实录》，22、23页。
[lv] 前揭书，《宣祖实录》，22-54页。
[lvi] 同上注。
[lvii] 前揭书，《宣祖实录》，21-554页。
[lviii] 前揭书，《宣祖实录》，22-612页。
[lix] 前揭书，《乱中日记》，116至321页。
[lx] 李舜臣：〈封進火砲之状〉，转引自宇田川武久《壬辰、丁酉の倭乱と李朝の兵器》，78、79页。
[lxi] 前揭书，《乱中日记》，116至321页。
[lxii] 前揭书，《乱中日记》，116至321页。
[lxiii] 前揭书，《乱中日记》，116至321页。
[lxiv] 前揭书，《宣祖实录》，22-175、176页。
[lxv] 前揭书，《宣祖实录》，22-643页。
[lxvi] 详见前揭书，宇田川武久《壬辰、丁酉の倭乱と李朝の兵器》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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