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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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论坛:小熊在线 《人文与科学论坛》
内容说明:
- 诚征(45字) 白鱼飞 (116628)于2005/05/27(17:55:26)..
九十年代国家那个夏商周断代工程各种情况,烦请找到的同志粘在此帖,纯评价性的就算了,请另开帖
- ◎ 帮顶(空) 大牛888 (116633)于2005/05/27(18:06:17)..
- ◎ 1.下有属名,不算侵权(9675字) 希特勒 (116636)于2005/05/27(19:23:53)..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主要成就
今天,我主要谈以下几个部分:中国古代文明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性质、意义;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路线;夏 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主要是夏商周年表;最后做一个小结,介绍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前景。
首先,我想介绍什么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的原始意义及过程。在座的各位多数都知道,夏商 周断代工程是我们国家“九五”期间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九五”期间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是由国务院委托科技部 来领导的,这样的项目一共有16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其中之一。那么,什么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呢?简单的说,夏商 周断代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这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项目。
大家知道,年代学的英文是chronology,它就是研究古代的年代。换句话说,就是给予古代的历史一个时间的量度,这就叫作年代学。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 时期,即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年代学。我想以上基本概括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性质。那么,这个项目是怎么开始筹划和 成立的呢?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因为这个项目在报纸上已经有过介绍,所以今天我在这里简单向大家叙述一下。这个项目开始酝酿是在1995年的秋天。大家知道,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开创新的领域、进行前沿性的研究,应该说是20世纪的后半期就已经逐步显露出来的科学发展的新趋势。不是在一个领域里面,而是在许多新的领域里面出现这样一个趋势。这种趋势,我们的领导比较早就注意到了。在1995年秋天,当时在国务院担任国务委员的国家科委(就是今天的科技部)主任宋健同志,邀请了在京的一部分学者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学者既包括自然科学的,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在这个会上,他提出来并与大家讨 论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样一个设想,所以这个问题的设想确如在座的很多朋友所知,是由宋健同志提出来的。他怎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项目来呢?我的了解是这样,宋健同志作为国家科委主任,曾经多次到世界各地去访问,他参观了 一些古代文明的发祥地,比如说埃及、希腊。他发现这些国家博物馆对古代的年代学有比较详尽而且为大家公认的年表,感觉到我们国家没有这样一个公认的年表,是很大的遗憾。他于是邀请一些学者召开了这么一个座谈会,想了解一下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状况。然后针对这种状况,他提出:有没有可能以我们国家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一定优势来支持人文社会科学,进行由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这样一个研究。这个意见,得到了出席会 议的各学科专家学者的支持和拥护。
到了1995年底,又召开了一个会议,由两位国务委员,一位是李铁映同志,还有一位是宋健同志,他们两位联合召开。为什么由他们两位联合召开?因为当时李铁映同志在国务院里面分管社会科学,包括考古文物工作;宋健同志 分管自然科学和技术。由他们两位联合召开,就体现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在会议上,有当时的国家科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委(即教育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共七个部委单位的领导,邀请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领域的一批专家学者参加。在这个会议上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由刚才介绍的这七个部委级单位的领导组成。制定了明确的方针:政府支持、专家负责,也就是整体由政府来指导和支持,具体的研究工作由专家来负责。会上聘请四位首席科学家,他们所从事的研究,代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四个大的门类:一个是历史学、一个是考古学、一个是天文历算、一个是科技测年技术。
1996年春天,组织了一个由不同学科的21位专家形成的专家组。当时做的工作就是拟定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 证报告,以便确定如何开展这个工程。上面提到,四位首席科学家是专家组的核心。其中一位担任组长,另外三位任副组长。组长由我来担任,副组长就由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李伯谦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席泽宗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仇士华研究员担任。可行性论证报告在1996年的5月份得到了通过。通过之后,就在 1996年的5月16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仍然是由李铁映、宋健两位同志主持,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上正式宣布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启动。消息当时见于报纸,可能在座的人曾经注意过。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说就是1996年5月16日。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按照系统工程原则来建立的大型项目,规模非常大。在当时我们的可行性论证报告里面,就规定了要建立9个课题、36个专题。每一个课题、每一个专题都要有一个论证。这一点我猜想今天在座的朋友们多数是学文科的,可能不太了解这种做法。论证是非常严格的,每一个论证都由担任这个工作的学者专家来完成。专家们首先拟定计划,其中包括所要达到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将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为了实施这样的方法和手段,需要什么样的设备、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做什么等等,都包括在内。所以整个论证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课题和专题的准备过程。每一个课题要由一个不参加这个工作的学者、专家组成一个小组来验证,验证通过了之后才能实行。
我们在1996年5月16日工程启动之后的第二天,即5月17日,在北京大学的现代物理中心召开了第一个课题论证会。虽然我们抓紧工作,可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工作的全面铺开,已经到了1996年的第四季度。1996年的12月末,领导就来抓这个项目的成果。1997年的1月初,新年刚过,我们就召开一个成果报告会。总之,在这以后,可以说每半年抓一次。这样一直到整个工程告一段落。
夏商周断代工程,得到了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与支持,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达到了200人。最后,我们的课题仍然是9个,而专题则根据工程进行的情况,适当地增加了一些,变成44个。经过5年的集体努力,最后达到了计划预定目标,制定了夏商周年表。实际上到1999年的年底,绝大多数的课题与专题都已经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后来又继续做了修正、补充和综合的工作。2000年9月,这个项目顺利通过了由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验收。同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了阶段性成果。同时《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也正式出版发行。社会上对于这个工程的成果有比较强烈的反响,给予了超乎我们意料的肯定。今年春天, 被评为“九五”期间科技攻关计划的重大成果。
谈到这个问题,各位可能会产生如下疑惑:这么一个大规模的科研项目有什么样的意义?我想在座的朋友不难理解,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包括古代埃及、古巴比伦、古代印度,还有中国。在这四个古代文明里面,只有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历史绵延不绝,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是光辉的奇迹。可是中国的文明,究竟有多么长远的历史,不是没有怀疑的,我们需要把它弄清楚。仅仅说古书上是这么写的,这不 行。实际上,我们国家的确切的历史年代只能上推到公元前841年。什么叫确切的往上推?就是说,从今年,我们可以 一年一年地往上数。比如说今年是2001年,去年是2000年,前年是1999年。我们可以往上数,去年有什么大事,前年有什么大事,一年一年可以推上去。这样推,只能推到公元前841年。大家会说,为什么是公元前841年呢?我们有二 十四史,二十四史里面最早的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里就有年表,最早的一个年表是《十二诸侯年表》。《十二诸侯年表》的第一年是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其实,其他几个古代文明最早的确切年代大致也在这个时间左右,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越古的就越模糊,这一点大家容易理解。可是,如果我们认为我国的确切历史年是公元前9世纪,那与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就差了很多。往前还有没有呢?不是说没有,而是没有 公认的说法。外国的情形也是一样,也是有很多的分歧,很多的模糊,但是通过科学家反复的研究,是有比较公认的 说法的。而对中国古代就没有这样一个公认的年表,这是一个很大的欠缺。如此会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的文明研究,缺少一个公认的时间尺度。另一方面,从社会效益的角度来说,对于我们民族的自尊心有影响。我们到底有没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究竟怎么样?这不是凭着我们的爱国热情所能解释的,而是需要科学的论证,我们要很审慎地进行科学研究。
以上是我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性质及其意义所在。第二个问题,我想谈一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路线。刚才说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要对夏商周这三个历史时期给予一个有科学依据的时间量度。换句话说,就是要制定一个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年表并不复杂,其实过去都有。以前大家如果到历史博物馆看展览,一进大厅就有一个年表。那个年表是过去确定的,我个人也参加过有关工作。可是,我们今天是要有科学依据的年表。我们 的研究路线就是要给年表以科学依据,能说到什么程度,就说到什么程度,能论证到什么样就什么样,完全实事求是 地按照科学方法来做。
古代年代学的研究工作,不是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才开始的,也不能说从近代才开始。实际上,我们的古代先人早就这样做了,而且在司马迁之后,很快就开始做了。司马迁为什么对于公元前841年以前没有给出一个详尽的年表,那 是因为司马迁非常实事求是、非常谨慎。他在《史记》里面明确说了,他看过有关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材料,也有年数,可是这些年数比较模糊,又不一致,所以便弃而不用。因此,在司马迁之后,很早就有学者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现在我们知道,第一个做这方面系统研究而且具有非常优异的重要成果的是西汉晚年的刘歆。刘歆不但是一个文史学家,而且是一个科学家,在天文历算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成就。刘歆对于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进行了推算和研究,推算的结果体现在他撰写的《世经》中。《世经》的主要内容收录在《汉书·律历志》里面。《汉书·律历志》这部分,就是根据刘歆的《世经》编写的。刘歆做了很详细的推测,对于古史给出了一个年代系统。根据他的推算,武王伐纣是公元前1122年。这个数字,一直到今天在世界上还有影响。前几年,我曾经看到一本英国出版的中国历史年表,对于武王伐纣还是用刘歆推算的年数。从刘歆以后,又不知有多少学者进行了推算和研究。不过,他们的工作总有一定的局限性,有不能突破的地方。为什么呢?我想大家可以理解,从西汉刘歆一直到清代中叶的学者,他们研究这个问题所使用的材料都是古书,而且他们所用的古书基本上不超过司马迁所见到的书。相反的,司马迁所见到的从黄帝以来有年数的材料,绝大部分是他们都看不到的。因此,虽然他们的推算在某些点上可以更精密化,但还是跳不出古书的范围这个局限。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年代学研究 的第一阶段。
晚清以来,情况有些不同。因为清代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金石之学特别繁荣发达。有些学者开始根据青铜 器的铭文,就是金文,来研究古代的历日,这样,就超过了过去单纯依靠古书的局限。特别是到了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在古书的材料之外,提供了新的材料来源。考古发现的材料多是古书里没有的,对于年代学的研究就增加了很多的资料。这可以说是年代学研究的第二个大阶段。在这个阶段,不只是中国人在研究,还有日本人、韩国人以及西方人都参加了研究。很多人取得了非常有意义的成果,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可是必须说,他们的工作还是有局限的。 这是为什么?因为年代的研究,不是一个学科甚至两个、三个学科所能解决的。它所牵涉的范围极为广泛,不但需要 有文科的研究,还需要有理工科的手段。必须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达到比较好的成果。大家知道,不管一个学者有多么高的聪明才智,多么好的条件,不可能对这些学科全面掌握。过去的学者一般都是“单干”,顶多跟别人交换交换意见,他还是有局限性。因此在整个第二个阶段里面,虽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仍然不能得到一个公认的年表。
到现在,条件不一样了。现在的条件怎么不一样呢?首先,我们中国的考古工作事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大家都知道,在20世纪中,中国的考古学,特别是夏商周这段时期的考古学取得的成果,为研究夏商周年代学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同时,我们国家的许多学科都有比较好的发展,包括天文历算、测年技术等。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便于组织。在这样条件之下,我们可以动员我国尽可能多的学者来参加这样一个大型的多学科的集体性的工作。
那么究竟是怎么研究,怎么进行这种结合的,这个问题太专业化,也太复杂,不可能在这里用简单的话给大家说明。我给大家打一个比喻,虽然不太确切,但可以使大家比较容易地理解。我们设想一下,这个工程有两条生产线, 生产线出来的是用数字表示的年代,因为我们最后要制订年表,而这个年表是要用数字来表示,即公元前多少年多少年。这就叫绝对年代,大家不要理解为绝对准确的年代。谁比谁早,谁比谁晚,那是相对年代,绝对年代要用数字表示出来。这是生产线最后的终端产品。
那么生产线怎么做呢?第一条生产线是处理那些有文字的资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文献。中国的古代文献汗牛 充栋,今天国家图书馆分馆里面,线装书就有上百万册,在这样大量的文献中,有关于中国夏商周年代的大量材料。 所以我们这个工程首先要把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的材料尽可能地收集。唐以前的文献材料做穷尽性收集,包括各种版本。唐代以后的不可能全面收集,只能做重点的收集。有意义的文献材料全部输入电脑,建立一个资料库,提供使用。经过检索之后,选出材料,这些材料都要进行文献学的考证,我们叫作可信性的研究。就是到底这些材料可不可用,是可信呢,还是可信一部分呢?怎么处理它?要进行文献学的研究,可以用的材料提供给天文学者进行推算。还有一部分材料是古文字,首先对这些材料进行考古学的分析、考察,古文字要进行释读,金文要请金文专家来研究, 甲骨文要请甲骨文专家来研究,然后提供给天文历法方面的专家进行研究推算。这是一条线,就是根据历史学、文献 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的材料,经过天文历法方面的专家的推算,最后得出数字结果。还有一条生产线是处理那些没有文字的资料,就是考古学材料。首先我们选定夏商周的典型考古遗址,特别是有代表性的都城的遗址(这些遗址 分布在四省一市,包括河南省、河北省、陕西省、山西省和北京市)进行考古学的分析研究。过去做过的需要核对,还要进行补充发掘,再进行考古学分期,然后从遗址采集测年的系列标本,进行碳14测年。我们改造了三个实验室,采用常规的测年方法和AMS测年方法。测年结果还要进行运算校正,折算年数,出来的也是绝对数字。
这样两条生产线出来的结果,最后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自洽的年表。这一点特别重要,可以说最大的困难就在这里。大家要知道,从公元前21、22世纪一直到公元前841年,有一千几百年的历史,各个时期所能保存的材料是很少的,而且各不一样。有的是甲骨文,有的是考古遗存,有的是天象、日月食的记录,各种各样,什么都有。最大的困难就是成果出来以后拼凑不在一起,这是完全可能的。经过200人5年的齐心努力,我们制定的年表是自洽的,尽管在某些点上还觉得有些不够理想,但我们的年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事实。
下面我谈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主要成果夏商周年表的制定。我们在1996年春天,拟定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时候,提出了要达到的目标。今天来看,应该说还是比较适当的。当时提出四点要达到的目标(我们是从后面往前倒着推):第一,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以前,从周武王开始,一直到周厉王,都要给出一个比较准确的年代。就是 说周武王是哪年到哪年,周成王哪年到哪年,周康王哪年到哪年。不敢说绝对准确,可是要给出年数。第二,商代后 期应该从盘庚迁殷算起,可是到今天为止,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只定到武丁。因此我们说,对武丁以后的商代各王也要给一个比较准确的年代。当然,这个准确度要比西周差。第三,给商代前期制定一个比较
详细的框架。就是说,不是每个王都给一个年数,而是大约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第四,夏代就只能给一个基本年代框架。最后,我们拿出的年表达到了这四个目标。
那么,具体说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的任务是从公元前841年往前推算,可是我们心里不放心,到底这“841” 可靠不可靠?因为“841”如果有问题,那就跟盖宝塔一样,下面一晃,你整个就垮台了。所以,实际上我们是从春秋开始,特别是从春秋早期开始研究的。春秋早期肯定是比较接近于西周的,所以我们先从春秋早期的历法开始,请专门研究春秋历法的天文学专家进行研究,然后我们集中力量研究西周晚期,就是厉王、宣王、幽王。为什么这么做 呢?因为这段时间有很多青铜器,便于推算,而且共和元年以后有年表,我们可以对一对看它可靠不可靠。特别是新发现了一件没有异议的宣王时代的青铜器吴虎鼎,它是周宣王十六年的十三月(是个闰年)铸造的,这年推算正好是闰年。经过推排,结果就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西周共和元年就是公元前841年。
西周的历谱主要是通过天文学、文献学、金文这三者的结合建立起来的。除了武王伐纣以外,建立了七个支点。 这七个支点卡住了7个王的年数。最后剩下3个王,一共只有22年,怎么分配?存在不同的方案。最后,我们从几个方 案里面选择了一个最好的。这七个支点,把西周历谱基本固定下来了。不妨给大家详细谈谈。
很多人知道,媒体也宣传过,就是所谓“天再旦”。什么叫“天再旦”?就是天亮两次。西晋武帝的时候,在现在河南省汲县,有人发现了战国时代魏国的一个墓葬,墓葬里有大量的竹简。经过整理,里面有一部书叫《竹书纪 年》。《竹书纪年》后来散佚了,但留下了一条可靠的材料。这就是《古本竹书纪年》中的一句话,说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这个材料应该是可信的。周懿王元年的时候发现一个古怪现象,天亮了两回,在郑那个地方,周懿王当时住在那儿。郑在什么地方 呢?就是陕西的华县。后人就批评说,天再旦不可能,哪有这事,是古人编的。可是到了40年代,有位天文学家提 出:这件事是可能的,这是日出时候的一次日全食。日全食开始时,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天已经开始亮了,北京人叫 蒙蒙亮。等到太阳出来时,应该是天大亮的时候,由于接近于全食了,天反而黑了。太阳再升高,日全食过去了,天又亮了。大家进行推算,在陕西华县这一带地区,有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日全食,这个日全食如果有的话是发生在什么年代。首先是中国人提出来的并进行了推算,后来有一位韩国的天文学家做了比较精细的推算。再后来又有两位美国的华裔学者,用NASA的软件做了详细推算。他们提出了两个年数,一个是公元前899年,一个是公元前925年。以上仅仅是科学的推算。
在我们工程进行之中,有这么一个机会,就是1997年3月9日在中国境内发生了20世纪最后一次日全食。这一天, 中央电视台曾经做了转播。我们请天文学家和有关的学者到新疆的塔城地区进行观测,发动当地的群众来观看,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的感受。结果真是天再旦,确实是天亮了,亮了之后又再黑下来,黑红黑红的,非常恐怖,然后天又亮了。天再旦完全被证实了,我们又用现在最好的软件进行计算,排除了公元前925这个年数,所以公元前899年是周懿王元年。
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武王克商年。大家知道,在历史上常有一些关键的年代。我们的年代学也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武王伐纣年。要知道武王伐纣如果定不好,西周年就没法推定,而且商代以前也没法推算了。西周有专门课 题,商代有专门课题,武王伐纣也要设一个专门课题。我们在研究武王伐纣这个课题时,首先就是了解过去对武王伐 纣年有多少种学说。经过统计,有44种说法,而这44种说法之间大不相同。最早的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是公元前1018年,差 距是112年。112年,可以说将近半个西周了,因此对这个问题就需要特别谨慎。
我们怎么做呢?首先,在考古学上要确定武王伐商可能的范围。怎么确定呢?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历史,周人是从 西部兴起的,在商朝晚期,周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化,称为“先周文化”。受了大量的商人文化的影响后就称为“早 周文化”,与“先周文化”差别很大,而差别的产生关键就在文王迁丰,武王迁镐。我们需要找到“先周文化”跟 “早周文化”的界面,然后测定其年代。这个道理其实早就知道,可是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有两方面:第一是找不 到这样的遗存,第二即使找到了也测定不了,因为那时候我们碳14的测定水准不可能达到那么精密。幸运的是,我们 找到了这样一个标准遗存,就在丰邑遗址的灰坑里有大量可以测定的标本。在北京市房山琉璃河的燕国遗址里面,也 找到了它最早的遗存,是燕国建立之后最早的。这样,我们测定的结果就是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50至1020年之间,把 原来的112年缩小到30年。我们就在这30年里面,根据金文和文献中有关武王伐纣时的天象记录进行推算。结果得出三个方案,分别是公元前1027年、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1046年。这三个方案里面,公元前1027年是不符合天象记录 的。公元前1044年和西周金文的月相不好配合。最后,只有公元前1046这一年各方面都比较符合,所以最后选定公元 前1046年为武王伐纣年。
夏商周年表的情况是这样,夏代的开始年估计为公元前2070年,夏代和商代之间的界线估计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估计为公元前1300年,这些都是框架,然后武王伐纣是公元前1046年。夏商周年表在很多地方发表过了,如果大家找,很容易找到。
我们所做的成果就是如此,那么怎样看待我们的成果?我想,尽管领导和社会各方面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比如 在1999年底中科院和工程院两院院士就曾经推选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中国1999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之一,在2000年又被评为中国2000年的十大基础研究之一。可是我们只能说,这个夏商周年表是我们目前所能做的,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些。这个成果今后一定会得到补充和精确化。特别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个年表一定会得到更多 的纠正和发展。按道理说,所有科技项目的报告都叫结题报告,可是我们的报告叫阶段性成果报告。这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阶段性的成果。我们非常希望社会各个方面,包括在座的各位朋友,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批评和指教。
最后我谈谈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什么样的意义,其实,我在谈第一点的时候,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从科学研 究方面来说,这个工作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其发展给予了一个时间上的尺度,提供了比较好的有科学依据的基础。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整个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古代文明不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世界的宝贵财富,所以在科学研究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还要进行更广泛的探索。首先要研究和夏商周有关的中原地区的文明,然后再扩大到周围地区。在年代上,我们也要往前追溯,把主要的视线放在公元前3000年一直到公元前1000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我个人来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为在21世纪里开展大规模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 学相结合的研究积累了一些经验。大家知道,现在新学科的开辟,常常是在不同学科的夹缝里、不同学科的结合中产生的。
比如说,生物化学、物理化学,还有化学物理、地球化学,诸如此类,都是介于多种学科之间的。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有很多交叉点,会产生一些新的学科。这些新学科的研究结果,不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所以,不能理解为这种结合就是文科利用一下理科的仪器和结论。千万不能这么理解。夏商周断代工程究竟是一个文科的项目,还是一个理科的项目,很难说。年代学在学科分类表里是分在天文学里面,可是它又有这么多的文科内容。以后还会开辟许多类似的学科,因此,我们如果能在这方面积累经验教训,对将来科学的发展会有一些益处。
讲座名称: 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成就
系列名称: 夏商周断代工程系列之一
主办单位: 国家图书馆分馆
讲座期次: 068期
时间: 2001-9-2
主讲人: 李学勤
讲座类别: 历史 普通讲座
- ◎ 再补一帖【转】(7062字) 希特勒 (116637)于2005/05/27(19:29:04)..
“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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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宁
前言
由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轰轰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为“工程”)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的媒体甚至把它称为“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二OOO年十月,“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简本》的结论也全部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并且荣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而就在《简本》发表的前後,抨击的声浪不断在海外出现。有的评论认为,“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的则从学术角度提出批评。斯坦福大学的大牌教授David Nivison在《纽约时报》所下的“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的断言,也成为一句学术界广泛流传的名言。中国媒体将这些抨击视为“敌对势力”、“帝国主义”。二OO三年四月,“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首席科学家仇世华等应邀赴美参加了有关“工程”讨论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工程”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上的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的交锋。在会议上,海外的学者对“工程”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缘起
中国人都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对国民来说,“这事儿很煞风景”,使人说起五千年文明史来,“理不直,气不壮”;对学者来说,“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而令人愤愤不平。
为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成为中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为了使工程规定的目标能顺利实现,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李铁映、宋健二人为工程特别顾问。聘任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九个课题,四十四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二百人。据报道,这一高层次的科研工程,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
“工程”要达到以下的具体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后段各王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成果
“工程”主要依靠两条途径来建立三代年代学系统,一是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碳-14测年。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终于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O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武丁是商代后期的王,在他以后的各王都给予了具体的在位年代。另外,西周从武王到幽王的所有年代也有了更具体的划分。西周诸王年表的建立,甚至商王武丁以来年代的建立,主要基础于武王伐纣之年(即西周之元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其他的年代依据这两个年代进行安排和调整。
质疑
自“工程”的《简本》公布以来,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似乎多于“工程”的拥护者。
互联网——第一次辩论
开始于二OOO年十一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面对面的交锋——第二次辩论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 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 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于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会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于“天再旦”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芝加哥大学——第三次辩论
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最值得介绍的是现任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他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 ,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据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报道。报导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后,《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实,“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为了判断两种完全相反的报导孰是孰非,本文作者电话采访了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海外学者。他们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无独有偶,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徐氏在最近的《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为此,笔者特地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我们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我们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认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我们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难怪有人在《文物报》的网站上评论说,“他们连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对‘三代’(夏商周)的事又怎能说清?”
思考
《蒋文》和张立东的报导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蒋文》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包括“工程”的参加者)的支持。此文现已被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选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之中。由于《蒋文》的批评,“工程” 召开了数次有关西周年代的会议,商量如何回应,但至今未能拿出有效的方案。据国内知情者透露,在学术上,“工程”内部已无力回击《蒋文》的质疑(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仇世华和徐良高的回应文字中看出来了)。其实,《简本》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工程”学者的共识,他们尤其对《西周年表》的制定持有异议。因此,在2003年8月底(即芝加哥会议之后的4个月)召开的讨论《繁本》的专家会议上,不少与会学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们公开要求对每个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都列出各种不同意见。由于学者们的这一主张,已经大致写好的、仅代表一家之言的《繁本》未能获得通过,致使“工程”自启动以来首次搁浅。笔者认为,“工程”学者这样的态度是负责的,符合学术规范的。
平心而论,“工程”并非完全失败,参加“工程”的某些学者个人的研究就获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如天文学家张培瑜等。但是,《简本》的确存有这样或那样的学术硬伤,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其观点肯定不会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还有,我们知道,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文明的年代学,主要依靠国际学术界共同的努力而建立的。 “工程”既然是一个与国防无关、难度很高的文化项目,就应该邀请国际有关专家参加,起码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工程”没有这样做,而是闭门造车。“拟合”的具体过程至今没有公开,所公布的碳-14数据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公开。另外,对“工程”成果的审核,也没有任何海外的专家参加。如此搞出来的年表,怎么能让国际学术界接受?
笔者仔细读过一些海外学者批评“工程”的文章,尤其是预言“工程”报告将会被国际学术界“斯成碎片”的Nivison教授的文章。他是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年代学的领头人,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年代学理论,前文提到的Shaughnessy就出于他的门下。笔者注意到,Nivison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讨论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文献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学的证据。他曾多次表示他的不同意见,但皆被“工程”忽略了。他指出,“工程”结论之所以站不住是因为“工程”在众多不同的解释或观点之中挑选一种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时,没有提供足以另人信服的理由与证据。Nivison的感受并非孤立,最近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发表的文章也谈到“工程”对他提出的疑问置之不理,成家并且以实际的例子指出“工程”学者“忽视不利的(文献)资料”,“改变不利的(金文)记述”等。也就是说,无论是身为华裔的蒋祖棣,还是美国的Nivison以及日本的成家彻郎,他们都是学者,都是本著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和衡量“工程”的结论的。虽然他们的批评使“工程”未能实现其原定的目标,但他们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体现了学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虽然《繁本》还没有通过,但《简本》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夏商周年表》就已被《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也要写入中、小学甚至大学课本。近期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年表》视为惟一的正确答案。如果《繁本》的内容未经修改而强行通过,其错误的观点将被社会视为定论而全部接受,必将误导中华子弟。如果“工程”发扬严肃的治学态度,不仅不会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中华民族有著悠久文明的看法,而且有助于民族自豪感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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